自20世纪以来，性别问题成为当代社会研究的重要议题，围绕此有诸多观点与争论，女性主义者、社会学家、哲学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与阐述这一话题，但当我们着手理解这一理论的时候，在目前的学术背景下似乎很难说清，性别的未来依旧是笼罩在迷雾中。
我们的生活与生产的环境不是平等的，这毋庸置疑，从最简单的城市设计规划出发：街道照明、公交车站、公共厕所等所有公共设施的配置，乃至汽车等交通工具的设计都隐含着一定的性别意识在其中。而在生活中，所有的资源也都将向拥有权力的男性倾斜，女人、儿童的需求不是公共政策的优先选项。
我们所有人千年来都在父权制社会中生存，作为个体的人将性别二元的对立映射到周围的环境。男人拥有更大的权力，更多的资源，男人压迫女人——性别统治，发生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然而，生命在诞生初始是没有性别之分的，从生物学角度来看，生物是因为生存繁衍的需要进化出两种性别，那么同样，随着人类的不断发展，现有的二元对立性别是否也是需要进一步解放的呢？对此，学术界也有许多看法。
从波伏娃起，说女人在父权制下的从属地位，是与生物生殖相关的。又或者女权宗教学者提出，基督教存在的父权制以及圣女/妓女的二元分法（同样的说法，在上野千鹤子的《厌女》中也有论述），还有女性主义政理论家指出，欧洲政治哲学的典籍中，总是把女性认为是混乱的制造者、危险的生殖标志，从而将她们从公共领域中排除。
从女性的概念出发，探讨现代社会的工作。现代社会的工作开始呈现女性化趋势，具体表现在：数量上，女性的比例增加了；男女工作时间灵活化；传统“女性性质”的工作越来越重要。虽然称作“工作女性化”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促进了性别平等，也没有破坏性别分工，相反，它对女性在工作中和工作外的压迫更多了。比如，尽管女性进入了劳动市场，但她仍然要承担家务和生育，她的工作经常是非正式的，条件更加恶劣。在低技能、高密度的工作时长，女性是主导，在劳动力市场中，女性流动的比例越来越大。
与社会工作对应的家庭，也是性别规范化的机器，虽然性别分工受到批判，但它历史悠长。家庭不断在加强性别等级制度和性别规范，并且明确异性恋霸权。但遗憾的是，暂时也没有其他的社会关系和亲密关系可以替代家庭结构。
《黑箱》- [日]伊藤诗织
《知晓我姓名》- [美]香奈儿·米勒
两部作品都是从受害者自身出发，讲述了整个事件的过程，以及个人状态的变化，都质疑了社会文化对于女性的不公和刑事案件中对受害者的苛刻。不同之处是案件本身，《知晓我姓名》中香奈儿的事件可以算是一个公开事件，有目击者，人证无证齐全。作品着重描述了社会文化对受害者去人格化，自己如何重建自我的过程，这个过程让人读来非常难受，但也很受鼓舞。《黑箱》则是一个隐私事件，书中伊藤诗织被侵犯后，过了5天才报案，在这期间，她洗澡、清洗衣物，包括还和加害者邮件沟通，在说辞上也有诸多矛盾之处，因此它受到的质疑更多。虽然相关研究显示，由于受害人当时情绪紧张以及受到重大刺激会形成认知障碍，从情理上可以解释，但这往往就会变成维权路上的障碍。
从案件的处理流程上，对于性侵事件，美国有非常完善的应对措施，这些对香奈儿帮助很大。但日本是没有约会强奸这样的认知的，对于性侵方面的一些日常科普也少的可怕。这跟我国类似，没有官方的、专门的强奸犯罪被害人救助机构，虽然妇联等机构有这个责任，但整体缺乏专业的工作人员，包括取证、医疗以及心理疏导等环节都是缺失的，那么能够想象的就是如果一个女性在国内受到性侵，她很可能面对的就是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的困局。
本书是女性主义著作中非常有名的一本，也算得上是东亚研究者中最知名的著作之一。作者受到美国学者塞吉维克的理论装置启发，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论述了日本的厌女症，同时作者在序言中直言不讳，即使在中国，也可以用这个理论工具来解释很多现象，因为这是男人们一点都没变的证据，有网民说“东亚三国手牵手，谁先平权谁是狗。”大概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有厌女症，只是很多国家还没有人来研究而已。
塞吉维克的理论装置由“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”“同性恋憎恶”“厌女症”三项要素构成，其逻辑的核心是男子气=不是/不像女人。男人并不是通过与女人的“对偶”关系成为男人的，而是通过与男人集团同化，也就是说必须让其他男人认可“是个男人”。
一直以来，女性主义在学术领域中都是边缘话语。《十月》杂志副主编、后现代主义艺术评论家欧文斯曾在其作品《他者的话语：女性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》中指出，西方的再现体系只承认以男性为主体的视像——是绝对中心的、单一的、男性化的……后现代主义揭露了这套将“再现权威化，阻挡、禁止他者的、使他者失效“的权力体系。如此，是否代表后现代主义能够成为女性主义的救星，或者说它们之间能够结成可靠地同盟呢？也许答案是否定的。
在西方哲学的源头，柏拉图就已经提出“他者”的初始概念，指代自我之外的一切。区别于与代表权威的主体，“他者”是边缘、低级、被压迫的人或事。女性，就是被权利体系禁止的“他者”，她们在主流文化中缺席，甚至，为了发声，再现自我，女性不得不假定出一个男性的立场。后现代主义让“他者”变成理论建构与话语批评的重要工具，这为女性主义批判父权制提供了有力的武器。
女性主义找不到可以溯源的哲学精神，自古就没有女性哲学家，而从柏拉图到康德，男性哲人思考世界从来没有把女性考虑进去，黑格尔说非洲没有历史，事实上，女性一样没有历史。后现代主义对抗的是启蒙精神和宏大叙事，它不需要溯源，这又与女性主义完美契合。
推荐所有身边的女性朋友都去读一下这本李银河的《女性主义》，该书可以说是一本关于女性主义的学霸笔记，浅显易懂的将女性主义的发端、发展、流派、争论以及当前所存在的问题做了一个梳理。对于一般读者起到入门科普，对于想深入了解的人也提供了进一步学习的方向。
作者：马嘉兰（Fran Martin）
翻译：Olive
选自：《世界上的女生：全球背景的女生史》第83-102页，珍妮弗·海格伦（Jennifer Helgren）与科琳·瓦斯康塞洛斯（Colleen Vasconcellos）等人合著，罗格斯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。
说明：本文注释如非特别注明都是作者注释。
作者简介：马嘉兰（Fran Martin），墨尔本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，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未来院士。
马嘉兰副教授的研究重点是电影、电视、文学、社交媒体及当代华语世界其他传播媒介中的酷儿性学，同时也从事中文酷儿小说的文学翻译工作。学术著作有：《回溯：当代华语文化与女性同性想象》、《性定位：台湾小说、电影及大众文化中的酷儿呈现》、《天使之翼：台湾当代酷儿小说》、《亚太酷儿：性别与性的再思考》及《移动文化：亚洲酷儿新媒体》等。她目前正在从事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出资的“求学/自我求索”项目( http://www.mobileselves.org )，该项目专注于在澳洲大学学习的中国女留学生的研究， 为期五年。
20世纪90年代，有关女生的流行概念——“女生力量”、“女生乐队”、“女摇滚”，还有“辣妹(the Spice Girls)”、“暴女（Riot Grrrl）”、“赛博女孩（cybergirls）”等等——逐渐在欧美商业音乐中出现，在西方以外的地区亦然。西方语境和英语语言之外，“女生”的范畴如何？90年代的商业和流行运动中，“辣妹”等“女生力量”，经什么渠道传播到西方以外，转变为当地语境后，对本土女生和妇女产生了什么影响？本文试图用90年代中期，我在台湾生活时非常熟悉，持续研究的个案：独立摇滚歌手、词曲作者和制作人陈珊妮，来分析女生文化在全球流动过程中非西方的表现，以解答这些问题。借个案研究我也想探讨，全球化的音乐女生文化和台湾本土的实例，如此复杂的文化交流该如何概念化。
阅读《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》，明显感觉到伍尔夫意识流创作的风格。文章开头讲述花园漫步，餐食，图书馆与教堂等内容，运用了大量叙事与描写，看似和主题毫无关联，但俱在铺垫下文追溯女性写作的历史，女性写作处处受到压制，又和前文琐碎的日常形成呼应。
前半部分读起来有些像两性婚姻心理咨询，所以更倾向于将这本书作为社会学观察的案例集，书中将很多问题粗暴归因为“幼儿还原主义”，着力于双方成长经历与心理状态的刻画，包括书中专家论述的“男女思维的差异，男性生存多靠在工作上追求利益，而女性往往没有感情就活不下去”，这种所谓的思维差异，也是长期社会性别桎梏的结果，而非先天使然，这一点书中的专家甚至都没有展开论述。作者本人也发现了结论的局限性，因此在后记中强调“思秋期”背后的原因，是社会整体结构的问题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