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20世纪以来，性别问题成为当代社会研究的重要议题，围绕此有诸多观点与争论，女性主义者、社会学家、哲学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与阐述这一话题，但当我们着手理解这一理论的时候，在目前的学术背景下似乎很难说清，性别的未来依旧是笼罩在迷雾中。
我们的生活与生产的环境不是平等的，这毋庸置疑，从最简单的城市设计规划出发：街道照明、公交车站、公共厕所等所有公共设施的配置，乃至汽车等交通工具的设计都隐含着一定的性别意识在其中。而在生活中，所有的资源也都将向拥有权力的男性倾斜，女人、儿童的需求不是公共政策的优先选项。
我们所有人千年来都在父权制社会中生存，作为个体的人将性别二元的对立映射到周围的环境。男人拥有更大的权力，更多的资源，男人压迫女人——性别统治，发生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然而，生命在诞生初始是没有性别之分的，从生物学角度来看，生物是因为生存繁衍的需要进化出两种性别，那么同样，随着人类的不断发展，现有的二元对立性别是否也是需要进一步解放的呢？对此，学术界也有许多看法。
在原始时期，人与动物本无区别，其后人从动物世界中分离出来，因此，时至今日人仍然无法脱离其动物性。哲学家巴塔耶认为，动物性的爆发是一种“越界”，人可以通过对动物性的回归，获得一种至尊性；德勒兹认为，“生成-动物”，去除人类中心主义，看待世界的眼光会有所不同。
由此可见，动物性并不如我们所想的那样，仅仅是一种被否定的原始状态，甚至一些艺术表达中，具备“动物性”是一种更好的状态。
一、人与动物的关系
当人开始意识到人和动物不同时，当人开始排斥、恐惧自身的动物性时，人性已经和动物性分开了，对于人与动物的区别，有以下一些观点：
1、一种说法是乱伦禁忌是人兽分离的标志——即便文明程度不同、历史形成不同，所有文化有一个共同的核心——母子/父女乱伦是绝对禁忌。弗洛伊德式的理论认为，人类本性有乱伦的原始欲望，但人类构建了乱伦禁忌的文化来遏制这一欲望。韦斯特马克虽然不同意弗洛伊德的理论，但他同样认为人类避免乱伦而进化。
在当代艺术策展中有很多关于动物的问题，这里说的不是艺术家聚焦动物保护之类，而是艺术家展现人类的动物性，表达自我、他人，以及他们对生命、社会、生活的看法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很多。
为什么通过动物来展现？人类虽然已经自诩为地球的主宰，但仍然受着动物行为的支配，人的本性无法脱离其动物性，“衣冠禽兽”“人面兽心”统统体现出人与动物的无法切割性，鲁迅先生曾说：“骂‘不是人’是最恶毒的话语，不是人，那是什么呢？只能是畜生。”。
人与动物的关系，即人在观察、对待其他动物的方式，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。可以说，自古人与动物的关系在艺术展示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，未来，这一事实也不会改变。
一直以来，女性主义在学术领域中都是边缘话语。《十月》杂志副主编、后现代主义艺术评论家欧文斯曾在其作品《他者的话语：女性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》中指出，西方的再现体系只承认以男性为主体的视像——是绝对中心的、单一的、男性化的……后现代主义揭露了这套将“再现权威化，阻挡、禁止他者的、使他者失效“的权力体系。如此，是否代表后现代主义能够成为女性主义的救星，或者说它们之间能够结成可靠地同盟呢？也许答案是否定的。
在西方哲学的源头，柏拉图就已经提出“他者”的初始概念，指代自我之外的一切。区别于与代表权威的主体，“他者”是边缘、低级、被压迫的人或事。女性，就是被权利体系禁止的“他者”，她们在主流文化中缺席，甚至，为了发声，再现自我，女性不得不假定出一个男性的立场。后现代主义让“他者”变成理论建构与话语批评的重要工具，这为女性主义批判父权制提供了有力的武器。
女性主义找不到可以溯源的哲学精神，自古就没有女性哲学家，而从柏拉图到康德，男性哲人思考世界从来没有把女性考虑进去，黑格尔说非洲没有历史，事实上，女性一样没有历史。后现代主义对抗的是启蒙精神和宏大叙事，它不需要溯源，这又与女性主义完美契合。
